第二章 （一）周锐：来自远方的逃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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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1日
“姐，有镜子没？”周锐在心中酝酿片刻，对着邻座穿红色呢子大衣、烫时髦卷发的女人问。大姐看他一眼，把挎包拿到靠窗一侧，背对他，掏出一个折叠式小圆镜。
他接过来道一声谢，装模作样的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脸：气色苍白，胡子拉碴，眼白上露出斑斑血丝。
午餐车从车厢后头推过来，趁着后方视线被遮挡之际，周锐将小圆镜歪斜着举过头顶：斜后方第六排座位上那两个中年男人，正嗑着瓜子聊天，坐在外侧的那个体格看起来更彪悍魁梧的男人时不时朝他的方向瞅一眼。
他赶紧把镜子收回来，还给大姐。现在已经非常确定，他们在跟着他了。必须甩掉他们。
列车广播提示前方到站是“清远站”，又一个华北平原上的无名小站，一路上，他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这样的小站。停留时间只有两分钟。大衣挂在窗前的挂钩上，行李箱在头顶货架上，取下这两件东西，动静太大，势必会被注意到，只能留在车上了。
幸亏车票和钱包都在裤兜里。
窗户上结了一层冰霜，雾蒙蒙的，窗外没有太阳，萧瑟颓败。他只等着车门打开，便趁下车的人们从架子上取行李的当口，溜下火车。
站台上，冷风穿过他的开衫毛衣，钻进肌肤，沁凉无比。他冷得打了个寒颤，顾不得什么了，趁他们还没发现他下了车，他必须快点离开车站。他不能打包票，这两分钟内他们会不会留意他下了车。他穿过人群，来到火车站出口，看了出站口前的公告牌介绍，才知道，清远不是一个县城，只是一个镇子。
走下台阶，他看到前方的广场空地上，挤满了游逛的人群和商贩，应该是农贸集市开集的日子。混进这人群中，绝对能安全一些了。外围都是些打铁锅铝锅的、卖农具和五金电器的，往里走，蹦爆米花的、卖糖葫芦的、烤红薯的，又是十足的烟火气。他真想一个人好好逛逛这集市，放松一下，这种奔波逃亡的生活，若是作为平静生活的某种点缀，倒还可以接受，而眼下，这却成了他的日常。
他在混乱的人群中穿梭着，已经过去了十分钟，他断定那两个跟踪他的人应该没下火车，松一口气。身上虽然还是只有一件薄毛衣，但整个身体因为压力减小不再紧绷绷，松弛了许多。
广场尽头处，一堆人在看热闹，他挤进去，是套圈游戏，一个脸冻得通红的小胖男孩，竭力要把圈套到一把镀银的玩具手枪上。
接连扔了三个，仍然没有套中。他还要继续花钱买圈套下去，一旁的家长不让了，拉起他就要走。他连哭带喊，死活不走，还要继续，被家长连拉带拽强行拖走了。
人群要散开了，他刚要转身，突然觉得一只手贴在他的裤兜上，裤兜里的钱包被人抽了出来。一瞬间，他怒气上涌，本来大部分行李就留在了车上，现在皮夹子还被人偷走。可他不敢声张，要是此人在这里有些背景，闹开来他只有吃亏的份，可身份证还在那皮夹子里，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便。
他摇摆不定之际，突然身后一个人把扒手当场摁在了地上，铐上手铐。围观人群纷纷从套圈摊前转过头。制服扒手的人把皮夹子从扒手的内兜取出来，交给周锐，让他小心一点，一只脚从容地踩在扒手的腰上。
“你得跟我走一趟去了，录个口供。”对方拉起扒手，让周锐跟上。
路上，两人聊天，周锐知道，他是这镇上的派出所民警安腾。派出所不远，安腾押着扒手，周锐帮安腾推着他停在农贸集市入口处的摩托车。
扒手穿一件露出棉絮满是油垢的深灰色破棉衣，蓬乱的长头发像是得有一个月没清洗过了，浑身还散发着劣质香烟和臭烘烘的气息。安腾说上头这个月的指标还没完成，所以他今天过来盯一盯，没想到刚在这儿待了十分钟，就中奖了。
安腾问周锐是哪里人，他想着还要做口供，难免要查验身份证，就照直说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安腾到了派出所办公室，让周锐找了个座位坐下。办公室里，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老妇人，正跟一个警察痛骂女儿丈夫的家暴倾向，老妇人有浓重的外地口音，不像本地人。
“老姜，刚农贸市场抓了一个。这是事主周锐，过来录口供。”安腾一进来，打断了老妇人的倾诉，主动把周锐介绍给他。老姜歪过头去，看了一眼扒手的样子，有点犯难，让安腾先把人送进审讯室交代情况，然后让周锐在屋子另一边角落处的沙发上先坐下。
老姜一边沏茶，一边继续听妇人说话。看样子，他似乎并不感兴趣那老妇人到底在说什么。她只是一遍又一遍为自己的女儿鸣不平，老姜终于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红月妈妈，你说的这些情况我都清楚了，你来这里干什么呢，报警吗？”
“你们警察得出面教训我那女婿啊，女儿嫁到这外地来，没别人撑腰，我一走，真担心她早晚会被那个人渣打死的。到时候，你们警察也有责任的。”这几句老妇人突然改用了普通话，尽管依然夹带着浓重的乡音。
“红月妈，有句话我不得不说。你也知道，你女婿出过车祸，撞死过人，他出了这事后，这两年情绪很不稳定。而且，你也说了他是喝醉后耍酒疯才打的人，清醒的时候没动过手。
你是想着让我把他拘留十天半个月吗？还有，你女儿铁了心要和他离婚吗？这事情，我觉得你没想清楚到底该怎么办，你都没想清楚，我们就更不该插手了。清远是巴掌大的小镇，把事情闹大了，传出去不好听。”老姜拉开办公室的门，送客。
老妇人不情愿走掉，但见老姜不配合，也只能作罢。
老姜去审讯室把安腾叫出来，两人在审讯室门口嘀咕了几句，老姜让周锐过来，问他事情能不能私了。“这个人不是个惯犯，家庭生活挺困难的，别难为他了。我教育教育他，这事就算了，兄弟，你看咋样？”老姜问。
“可他偷了我的东西，要不是安警官出手，我的钱包今天就被他偷走了。”
“这不是没偷成吗？”
“那这也是偷窃未遂。”
“你说的这些，我当警察的能不懂嘛？兄弟，你的情况，安腾刚才也跟我说了。你就当卖给我一个面子？”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他没有任何抗拒的余地。
“老姜，要是是个熟人你就放，那我们也别做梦，能在年底冲一把，完成上头的指标了。”安腾披上大衣，就要往外走，对周锐说，“哥们，反正钱包到手了，这事听老姜的，别计较了。”
“你干什么去？”老姜问。
“再去农贸市场看看，万一能抓住个你不认识的呢。”
老姜把扒手从审讯室带出来，打开手铐，让他象征性地让他公开给周锐道个歉，随后往扒手脑门上扇了一巴掌，让他快滚。这是做给我看的，周锐想。老姜洗刷了一个杯子，给周锐倒一杯热茶，周锐问老姜，镇子上有没有旅店，老姜说拐过这条街，往前走不到三百米就是。
老姜好奇说我们这里又不是什么旅游胜地，你到这来干什么？周锐说他本来没想下火车，只是烟瘾犯了，下车抽烟的时候，一个没留神，眼看着车从自己面前开走，大衣和行李都留在了火车上。
老姜问，给铁路局打电话了吗，东西只要没被人带走，乘务员会给你保管的。周锐找老姜借了座机，打电话。
接电话的客服态度有些蛮横，但还是记录了周锐所说的车次、座位号和行李大衣的描述，说如果找到东西会告诉他的。
就在这里住上几天，等着东西被送过来，他想。
老姜告诉他镇上只有一家酒店。他说要去酒店订个房间。老姜让他等等，拉开墙角的立式柜，取出一件黑毛领军大衣，递给他，超长款。“你这么走在街上，会冻死的。”周锐谢过之后，说自己的行李一到就还给他。
按照老姜的指引，他找到了镇上唯一的酒店，酒店前台跟他说今天没有房间了，原来最近镇上在开物资交流会，有很多外地客商过来。
周锐找了酒店旁边的一家小餐馆，要了一份盖饭。饭的分量很足，似乎北方遍地都是这种分量的盖饭，他吃饱后，走在街上，军大衣的尺寸很大，差不多盖住了他的脚面，他像是裹着一床臃肿的棉被走在街上。现在，他只能寄希望于酒店晚上有客人退房了。
他站在酒店前的石灰台阶前，来回走动着，虽然军大衣已经足够厚实了，但在室外不走动走动，还是寒气逼人。
老姜骑自行车从远处过来，眼角余光该是瞥到了自己的军大衣，没下车，左脚撑地，倒了几步，最后撑在酒店门口的台阶前。周锐见老姜过来了，递给他一支烟，想给老姜递个火，老姜自己掏出打火机，点上了。
老姜问周锐今晚上要住在这吗。周锐说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但镇上就这么一家酒店，他刚问了前台客都住满了，愁今晚住哪呢。客房人满的原因，老姜说了和前台一样的理由。
老姜点点头，两人沉默着，一起把烟抽完了，烟屁股扔到台阶前的冬青池里。老姜问他是干什么的。我是干出版的，周锐回答。老姜对周锐说，你今晚住我那去吧，我那房子空着一间呢，接着，他又强调说是挺大的一间。
周锐客套了两句，老姜直接拍了拍后座，让他坐上他的二八大车后座。穿着大衣，不方便骑着坐，周锐只好侧身坐了上去。老姜骑上了车，车把晃了一晃，立刻稳住了。
晚上，老姜把周锐介绍给妻子苏禾和儿子小问，短暂寒暄之后，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我听说翁老师又被打了，你怎么解决的？”小问扒拉几口饭，吃完了，把筷子放在了碗上，准备好好听听老姜的回答。
老姜似乎怕周锐不理解，跟他解释，“下午你看到那个老太太，就是这个翁老师的妈，特意从外地过来的。”周锐的心思本不在这场谈话上，经过老姜的解释，仿佛也有了义务似的好好听听了。
“你先说，这事你怎么知道的？我说翁老师报案。”
“学校里学生传开了，我听见的。”小问回答的语速太快了，像是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回答。
“是误会，已经解决了。”老姜的没多说什么，继续吃饭。
“爸，你是个绥靖主义者。”
“什么主义者？”
“吃饭吧，当我没说。”
老姜看上去根本没听懂“绥靖主义者”的确切含义，转头故作玩笑地问周锐：绥靖是个什么意思，我儿子乱用词。”周锐凑过来，小声说：姑息、纵容的意思。老姜瞬间顿悟，这是说他在翁红月的案子上不作为。
“你听谁这么说的？”
“没有人，就是我自己这么觉得。”姜小问继续嘴硬。
“你在学校什么情况，别以为我不知道，成绩也下滑得严重。你重新上学可都马上要过去半年了。这种状态，还去学校干什么？”
“行，你要准我退学，我随时退，又不是没退过。退了我就去打工，一分钱都不用你的。”饭桌上只剩下了尴尬的静默，苏禾让老姜少说两句。老姜看着儿子默默将碗里的饭吃得一粒不剩，回到自己的房间。
老姜家厨房走道尽头，砌着一个方形水泥台。饭后，老姜叫周锐到那小坐。两人各搬一把凳子，就着厨房昏暗的余光，一边喝酒一边吃起塑料袋里有点咸有点脏的花生米。老姜喝了一盅后，接上了之前的话题，问周锐的出版生意怎么样。
周锐说原来一直待在一个国企出版社，这两年刚刚转型做出版公司。老姜问他生意怎么样，他只说还好，做了几本书卖的还行。他说得笼统，疑心老姜明白，这话潜台词就是说生意很一般。他给他倒酒，安慰他别着急，慢慢来，天底下的事，说到底都是熟不熟的问题。
不过，老姜其实并不关心他的生意，看得出，他的这通劝告也只是依循着自己的工作经验草率得出的。
周锐不想过多地聊起自己，想起饭桌上，老姜提到儿子的事情，便问他小问曾经辍过学吗？老姜说前两年这孩子病过一次，前后休息了快两年，从今年七月份开始才重新入的学，和他一块上学的孩子，都已经升初中了，他现在上五年级，同班的都是比他小两岁的孩子，重新入学后孩子成绩没之前那么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自己和苏禾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接着叹了一口气。
“不用担心，老姜，小孩子身边都是比他年纪小的，他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过段时间就该会好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老姜，便只好这么说。
老姜打了个哈欠，从凳子上站起来，拍了拍周锐的肩膀，回屋睡去了。周锐要住的那间房，苏禾已经整理好，素色的两床棉被，看起来厚厚的，这晚上大概会睡得很香甜了。
倒在床上，他的身体明明已经很疲乏了，意识却分外清醒，莫不如说是一种亢奋。是对这个全新环境的一种新鲜感与好奇心吗？他不知道。几天前从南方上火车后，他很难相信，自己如今住在一个小镇警察的家里，还目击了一场典型的中国式父子争吵。
如果那两个跟踪者没那么机灵的话，一段时期内不会查出他在这里。
2004年11月21日
“姐，有镜子没？”周锐在心中酝酿片刻，对着邻座穿红色呢子大衣、烫时髦卷发的女人问。大姐看他一眼，把挎包拿到靠窗一侧，背对他，掏出一个折叠式小圆镜。
他接过来道一声谢，装模作样的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脸：气色苍白，胡子拉碴，眼白上露出斑斑血丝。
午餐车从车厢后头推过来，趁着后方视线被遮挡之际，周锐将小圆镜歪斜着举过头顶：斜后方第六排座位上那两个中年男人，正嗑着瓜子聊天，坐在外侧的那个体格看起来更彪悍魁梧的男人时不时朝他的方向瞅一眼。
他赶紧把镜子收回来，还给大姐。现在已经非常确定，他们在跟着他了。必须甩掉他们。
列车广播提示前方到站是“清远站”，又一个华北平原上的无名小站，一路上，他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这样的小站。停留时间只有两分钟。大衣挂在窗前的挂钩上，行李箱在头顶货架上，取下这两件东西，动静太大，势必会被注意到，只能留在车上了。
幸亏车票和钱包都在裤兜里。
窗户上结了一层冰霜，雾蒙蒙的，窗外没有太阳，萧瑟颓败。他只等着车门打开，便趁下车的人们从架子上取行李的当口，溜下火车。
站台上，冷风穿过他的开衫毛衣，钻进肌肤，沁凉无比。他冷得打了个寒颤，顾不得什么了，趁他们还没发现他下了车，他必须快点离开车站。他不能打包票，这两分钟内他们会不会留意他下了车。他穿过人群，来到火车站出口，看了出站口前的公告牌介绍，才知道，清远不是一个县城，只是一个镇子。
走下台阶，他看到前方的广场空地上，挤满了游逛的人群和商贩，应该是农贸集市开集的日子。混进这人群中，绝对能安全一些了。外围都是些打铁锅铝锅的、卖农具和五金电器的，往里走，蹦爆米花的、卖糖葫芦的、烤红薯的，又是十足的烟火气。他真想一个人好好逛逛这集市，放松一下，这种奔波逃亡的生活，若是作为平静生活的某种点缀，倒还可以接受，而眼下，这却成了他的日常。
他在混乱的人群中穿梭着，已经过去了十分钟，他断定那两个跟踪他的人应该没下火车，松一口气。身上虽然还是只有一件薄毛衣，但整个身体因为压力减小不再紧绷绷，松弛了许多。
广场尽头处，一堆人在看热闹，他挤进去，是套圈游戏，一个脸冻得通红的小胖男孩，竭力要把圈套到一把镀银的玩具手枪上。
接连扔了三个，仍然没有套中。他还要继续花钱买圈套下去，一旁的家长不让了，拉起他就要走。他连哭带喊，死活不走，还要继续，被家长连拉带拽强行拖走了。
人群要散开了，他刚要转身，突然觉得一只手贴在他的裤兜上，裤兜里的钱包被人抽了出来。一瞬间，他怒气上涌，本来大部分行李就留在了车上，现在皮夹子还被人偷走。可他不敢声张，要是此人在这里有些背景，闹开来他只有吃亏的份，可身份证还在那皮夹子里，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便。
他摇摆不定之际，突然身后一个人把扒手当场摁在了地上，铐上手铐。围观人群纷纷从套圈摊前转过头。制服扒手的人把皮夹子从扒手的内兜取出来，交给周锐，让他小心一点，一只脚从容地踩在扒手的腰上。
“你得跟我走一趟去了，录个口供。”对方拉起扒手，让周锐跟上。
路上，两人聊天，周锐知道，他是这镇上的派出所民警安腾。派出所不远，安腾押着扒手，周锐帮安腾推着他停在农贸集市入口处的摩托车。
扒手穿一件露出棉絮满是油垢的深灰色破棉衣，蓬乱的长头发像是得有一个月没清洗过了，浑身还散发着劣质香烟和臭烘烘的气息。安腾说上头这个月的指标还没完成，所以他今天过来盯一盯，没想到刚在这儿待了十分钟，就中奖了。
安腾问周锐是哪里人，他想着还要做口供，难免要查验身份证，就照直说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安腾到了派出所办公室，让周锐找了个座位坐下。办公室里，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老妇人，正跟一个警察痛骂女儿丈夫的家暴倾向，老妇人有浓重的外地口音，不像本地人。
“老姜，刚农贸市场抓了一个。这是事主周锐，过来录口供。”安腾一进来，打断了老妇人的倾诉，主动把周锐介绍给他。老姜歪过头去，看了一眼扒手的样子，有点犯难，让安腾先把人送进审讯室交代情况，然后让周锐在屋子另一边角落处的沙发上先坐下。
老姜一边沏茶，一边继续听妇人说话。看样子，他似乎并不感兴趣那老妇人到底在说什么。她只是一遍又一遍为自己的女儿鸣不平，老姜终于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红月妈妈，你说的这些情况我都清楚了，你来这里干什么呢，报警吗？”
“你们警察得出面教训我那女婿啊，女儿嫁到这外地来，没别人撑腰，我一走，真担心她早晚会被那个人渣打死的。到时候，你们警察也有责任的。”这几句老妇人突然改用了普通话，尽管依然夹带着浓重的乡音。
“红月妈，有句话我不得不说。你也知道，你女婿出过车祸，撞死过人，他出了这事后，这两年情绪很不稳定。而且，你也说了他是喝醉后耍酒疯才打的人，清醒的时候没动过手。
你是想着让我把他拘留十天半个月吗？还有，你女儿铁了心要和他离婚吗？这事情，我觉得你没想清楚到底该怎么办，你都没想清楚，我们就更不该插手了。清远是巴掌大的小镇，把事情闹大了，传出去不好听。”老姜拉开办公室的门，送客。
老妇人不情愿走掉，但见老姜不配合，也只能作罢。
老姜去审讯室把安腾叫出来，两人在审讯室门口嘀咕了几句，老姜让周锐过来，问他事情能不能私了。“这个人不是个惯犯，家庭生活挺困难的，别难为他了。我教育教育他，这事就算了，兄弟，你看咋样？”老姜问。
“可他偷了我的东西，要不是安警官出手，我的钱包今天就被他偷走了。”
“这不是没偷成吗？”
“那这也是偷窃未遂。”
“你说的这些，我当警察的能不懂嘛？兄弟，你的情况，安腾刚才也跟我说了。你就当卖给我一个面子？”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他没有任何抗拒的余地。
“老姜，要是是个熟人你就放，那我们也别做梦，能在年底冲一把，完成上头的指标了。”安腾披上大衣，就要往外走，对周锐说，“哥们，反正钱包到手了，这事听老姜的，别计较了。”
“你干什么去？”老姜问。
“再去农贸市场看看，万一能抓住个你不认识的呢。”
老姜把扒手从审讯室带出来，打开手铐，让他象征性地让他公开给周锐道个歉，随后往扒手脑门上扇了一巴掌，让他快滚。这是做给我看的，周锐想。老姜洗刷了一个杯子，给周锐倒一杯热茶，周锐问老姜，镇子上有没有旅店，老姜说拐过这条街，往前走不到三百米就是。
老姜好奇说我们这里又不是什么旅游胜地，你到这来干什么？周锐说他本来没想下火车，只是烟瘾犯了，下车抽烟的时候，一个没留神，眼看着车从自己面前开走，大衣和行李都留在了火车上。
老姜问，给铁路局打电话了吗，东西只要没被人带走，乘务员会给你保管的。周锐找老姜借了座机，打电话。
接电话的客服态度有些蛮横，但还是记录了周锐所说的车次、座位号和行李大衣的描述，说如果找到东西会告诉他的。
就在这里住上几天，等着东西被送过来，他想。
老姜告诉他镇上只有一家酒店。他说要去酒店订个房间。老姜让他等等，拉开墙角的立式柜，取出一件黑毛领军大衣，递给他，超长款。“你这么走在街上，会冻死的。”周锐谢过之后，说自己的行李一到就还给他。
按照老姜的指引，他找到了镇上唯一的酒店，酒店前台跟他说今天没有房间了，原来最近镇上在开物资交流会，有很多外地客商过来。
周锐找了酒店旁边的一家小餐馆，要了一份盖饭。饭的分量很足，似乎北方遍地都是这种分量的盖饭，他吃饱后，走在街上，军大衣的尺寸很大，差不多盖住了他的脚面，他像是裹着一床臃肿的棉被走在街上。现在，他只能寄希望于酒店晚上有客人退房了。
他站在酒店前的石灰台阶前，来回走动着，虽然军大衣已经足够厚实了，但在室外不走动走动，还是寒气逼人。
老姜骑自行车从远处过来，眼角余光该是瞥到了自己的军大衣，没下车，左脚撑地，倒了几步，最后撑在酒店门口的台阶前。周锐见老姜过来了，递给他一支烟，想给老姜递个火，老姜自己掏出打火机，点上了。
老姜问周锐今晚上要住在这吗。周锐说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但镇上就这么一家酒店，他刚问了前台客都住满了，愁今晚住哪呢。客房人满的原因，老姜说了和前台一样的理由。
老姜点点头，两人沉默着，一起把烟抽完了，烟屁股扔到台阶前的冬青池里。老姜问他是干什么的。我是干出版的，周锐回答。老姜对周锐说，你今晚住我那去吧，我那房子空着一间呢，接着，他又强调说是挺大的一间。
周锐客套了两句，老姜直接拍了拍后座，让他坐上他的二八大车后座。穿着大衣，不方便骑着坐，周锐只好侧身坐了上去。老姜骑上了车，车把晃了一晃，立刻稳住了。
晚上，老姜把周锐介绍给妻子苏禾和儿子小问，短暂寒暄之后，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我听说翁老师又被打了，你怎么解决的？”小问扒拉几口饭，吃完了，把筷子放在了碗上，准备好好听听老姜的回答。
老姜似乎怕周锐不理解，跟他解释，“下午你看到那个老太太，就是这个翁老师的妈，特意从外地过来的。”周锐的心思本不在这场谈话上，经过老姜的解释，仿佛也有了义务似的好好听听了。
“你先说，这事你怎么知道的？我说翁老师报案。”
“学校里学生传开了，我听见的。”小问回答的语速太快了，像是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回答。
“是误会，已经解决了。”老姜的没多说什么，继续吃饭。
“爸，你是个绥靖主义者。”
“什么主义者？”
“吃饭吧，当我没说。”
老姜看上去根本没听懂“绥靖主义者”的确切含义，转头故作玩笑地问周锐：绥靖是个什么意思，我儿子乱用词。”周锐凑过来，小声说：姑息、纵容的意思。老姜瞬间顿悟，这是说他在翁红月的案子上不作为。
“你听谁这么说的？”
“没有人，就是我自己这么觉得。”姜小问继续嘴硬。
“你在学校什么情况，别以为我不知道，成绩也下滑得严重。你重新上学可都马上要过去半年了。这种状态，还去学校干什么？”
“行，你要准我退学，我随时退，又不是没退过。退了我就去打工，一分钱都不用你的。”饭桌上只剩下了尴尬的静默，苏禾让老姜少说两句。老姜看着儿子默默将碗里的饭吃得一粒不剩，回到自己的房间。
老姜家厨房走道尽头，砌着一个方形水泥台。饭后，老姜叫周锐到那小坐。两人各搬一把凳子，就着厨房昏暗的余光，一边喝酒一边吃起塑料袋里有点咸有点脏的花生米。老姜喝了一盅后，接上了之前的话题，问周锐的出版生意怎么样。
周锐说原来一直待在一个国企出版社，这两年刚刚转型做出版公司。老姜问他生意怎么样，他只说还好，做了几本书卖的还行。他说得笼统，疑心老姜明白，这话潜台词就是说生意很一般。他给他倒酒，安慰他别着急，慢慢来，天底下的事，说到底都是熟不熟的问题。
不过，老姜其实并不关心他的生意，看得出，他的这通劝告也只是依循着自己的工作经验草率得出的。
周锐不想过多地聊起自己，想起饭桌上，老姜提到儿子的事情，便问他小问曾经辍过学吗？老姜说前两年这孩子病过一次，前后休息了快两年，从今年七月份开始才重新入的学，和他一块上学的孩子，都已经升初中了，他现在上五年级，同班的都是比他小两岁的孩子，重新入学后孩子成绩没之前那么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自己和苏禾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接着叹了一口气。
“不用担心，老姜，小孩子身边都是比他年纪小的，他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过段时间就该会好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老姜，便只好这么说。
老姜打了个哈欠，从凳子上站起来，拍了拍周锐的肩膀，回屋睡去了。周锐要住的那间房，苏禾已经整理好，素色的两床棉被，看起来厚厚的，这晚上大概会睡得很香甜了。
倒在床上，他的身体明明已经很疲乏了，意识却分外清醒，莫不如说是一种亢奋。是对这个全新环境的一种新鲜感与好奇心吗？他不知道。几天前从南方上火车后，他很难相信，自己如今住在一个小镇警察的家里，还目击了一场典型的中国式父子争吵。
如果那两个跟踪者没那么机灵的话，一段时期内不会查出他在这里。